如果不能以数据的公共品属性来对其进行初步定位的话，那么传统法律领域对数据的争夺将会使数据在无望的私有道路上无所依归。
只要是科学合理的法律解释方法，哪种解释方法不需要结合体系性要求、法的精神与目的以确保解释过程与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反过来，类推如果不需要结合具体条文的意义、不以具体条文含义为基点，类推能够实际操作吗？能够得出具体的结论吗？因而，这种所谓从广或狭的基点角度出发企图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的做法，不仅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区分，还极易造成理论的混乱。其三，扩张解释相比于文义解释，不仅涵盖了其所适用的核心地带，而且涵盖了不存争议的外围地带以及与之相邻的不确定领域。
其次，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的内在机理存在于事物本质之中，意即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是解释得以运作的基本中介点，这就是考夫曼阐发的类型推理所蕴含的基本思维机制。但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五、关于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根本区分 在法学界对于扩张解释的研究中，关于扩张解释与类推(的)关系问题，向来被认为是一大难题，以至于有学者断言：扩张解释只有在类推的思维中才能操作，因而两者事实上踏上了同一趟思维的列车，要想将它们区分开来，绝非易事，它很可能构成了现代解释论上的最大难题。但鉴于这仅仅是一种类似性判断，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涵摄，因此这种判断结果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合法律性，为此需要引进法的目的和价值对判断的结果进行衡量和矫正，直至该结果与法的宗旨相一致。但法官引用不当得利的规定，显然不能将待决案件事实涵摄其下，从构成要件上看，在没有合法根据这一要素方面明显不合。
⑨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20-21页。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多重混乱，决定了学者们在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关系上的观点对立。况且，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利益错综复杂，不论如何谨慎小心，过失损害他人较小权益的情形恐也无可避免。
不仅如此，正当防卫制度还允许第三人实施防卫行为，这就导致不法侵害人即使在对体型较弱的被害人施以侵害时，也仍然需要担心来自其他人的防卫行为，更增加了其实施不法侵害的顾虑。因为，尽管原初状态下的理性人无意损害他人利益，也愿意遵循经由平等协商而确立的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可以相信自己不至于危及他人的重大法益，但是，其也必须考虑到，无知之幕落下之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绝对理性地行事，完全可能因一念之差以恶小而为之，侵犯他人的微小权益。这种反击维护了法律对自由意志的界分，是公民享有的最神圣的权利。相应地，防卫意思的认识因素就不能成为否定法秩序维护说的理由。
在防卫人欠缺防卫意思时，其对不法侵害的反击客观上也同样会起到维护法秩序有效性的效果。1.对超个人法益的保护 有论者认为，法秩序维护说难以解释刑法对于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规定。
至于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如何，则并非自利理性人所关注的重点。(75)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5页。昆山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并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最终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也充分展现了正当防卫制度强化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维护法秩序经验有效性的基本功能。(31)Vgl.van Rienen,Die "sozialethischen" Einschrnkungen des Notwehrrechts,2009,S.109. (32)参见许恒达：《从个人保护原则重构正当防卫》，载《台大法学论丛》2016年第45卷第1期，第344页。
本文主张，应从理性人普遍同意的角度理解正当防卫的正当性根据，并进而为法秩序维护说在正当防卫论中谋求合理的定位。在正当防卫的场合，普通公民实施的防卫行为与国家制止不法侵害、维护法秩序的职权无关，其防卫权也并非衍生自国家职权，而是法律所赋予的独立于国家职权之外、与国家职权并行不悖的抗击不法侵害的权利。再如，刑罚固然严厉，但其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相反，只有承认正当防卫的法秩序维护功能，才能合理解释为何我国立法者将国家与公共利益列为防卫行为的保护对象。
类似地，在面对明显无责任能力的不法侵害人、过失防卫挑拨(80)以及被侵害人与侵害人之间存在紧密的家庭关系等情形中，也应当对防卫权予以限制。然而，若无法就权利分配的规则达成共识，便会导致人们彼此间的权利无法相互协调，从而造成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最终使得任何人的任何权利都无法获得保障。
譬如，如此就缺少稳定的法律作为裁判纠纷的共同尺度，缺少权威且公正的裁判者，也缺少权力来确保判决的执行。虽然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确实未将法秩序规定为防卫行为的保护对象，但是，刑法条文的目的与意义并不必须从条文文字中导出，其往往是法律解释的结果。
国家固然负有维护法秩序的职能，但是，当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力有不逮时，公民挺身而出对抗不法侵害的，却不能理所当然地认定其是在代替国家行使职权。内容提要：法秩序维护说(又称法确证说或法保护说)认为，正当防卫通过对不法侵害的消极预防和积极预防维护法秩序的经验有效性。在这些情况下，理性人虽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确实有损他人权益，但出于自利的本性，也不愿仅因自己一时之失而遭受强烈的反击，造成自身重大法益的严重损失。(22)Vgl.Kratzsch,Der "Angriff"-ein Schlüsselbegriff des Notwehrrechts,StV 1987,S.227. (23)Vgl.Fuchs,Grundfragen der Notwehr,1986,S.45. (24)同注(12)引书，第32页。因此，在个案中，只要防卫行为确属为制止不法侵害或者增加不法侵害实施难度所必需的措施，便应当肯定其必要性。事实上，现代法秩序中存在着许多刑罚之外的、具有一般预防功能的法律制度。
⑤与之相应，就难以认为正当防卫所维护的是法秩序的规范有效性：首先，既然特定规范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与更高位阶的上级规范之间的关系，就难以理解，究竟如何确定法秩序本身的规范有效性。因为，恰如洛克所言，依靠公民自己来维持自由权利，存在诸多不足。
这就已经体现出了相应刑法规定的预防功能。所有的不法行为，不论其所针对的是他人的生命、身体等人身权益，还是针对他人的财产权益，都绝对是不理性的。
这句名言中的法所对应的是德文中的Recht一词。但是，人们单纯凭借朴素的正义观念也能理解，当自己面对不法侵害时，应该可以进行反击。
又如，即便已经控制了行为人，国家也只能通过复杂而漫长的司法程序才能对之科处刑罚。至于权利本身是否重要，则非所问。一方面，这种批评意见存在基本的逻辑缺陷。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正是作为对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前置保护而获得理性人的普遍认同。
但是，我国《刑法》第20条第1款却并未将正当防卫的保护法益限定为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是明确将国家、公共利益也列入了正当防卫的保护范围，从而肯定了为保护超个人法益实行正当防卫的可能。由于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对不同犯罪行为的代价明码标价，这就使得精明的行为人甚至可以有选择地实施对自己而言风险大于收益的犯罪行为。
只要对于保护权利是必要的，我就可以实施相应的暴力。这就导致对于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都存在对之进行正当防卫的余地。
(63)Vgl.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1,4.Aufl.,2006,§ 15 Rn.3. (64)Vgl.Krause,Zur Einschrnkung der Notwehrbefugnis,GA 1979,S.332. (65)Vgl.Jescheck/Weigend,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5.Aufl.,1996,S.337. (66)Vgl.Dilcher,Besteht für die Notwehr nach § 227 BGB das Gebot der Verhltnismβigkeit oder ein Verschuldenserfordernis? in:Festschrift für Heinz Hübner,1984,S.446. (67)Vgl.BGHSt 5,245(247); BGH NJW 1975,1161(1162). (68)同注(61)引文，第1334页以下。(三)其他质疑 除了前述对于法秩序维护说的批评意见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角度对法秩序维护说进行了质疑。
然而，不论不法侵害违反的是何种行为规范，由于这些行为规范的效力本身并无差别，不法侵害对于法秩序的侵犯也就不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48)同注(47)引书，第46页。他们去除了冒险气质，合理审慎地力求确保他们可以得到最起码的利益。由于法秩序无法从更高级别的规范那里获得有效性，自然就难言法秩序本身的规范有效性。
唯有通过这种梳理与思辨，才可能真正澄清法秩序维护说的主旨。刑法学界一般都是基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或者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理念论证法秩序维护应当成为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
不仅德国通说如是，(67)我国部分主张二元论的学者也同样认为，只能对涉及个人法益的公共利益实行防卫。众所周知，该词在德文中可以是指法秩序(Rechtsordnung)意义上的法，也可以是指权利。
以此批评法秩序维护说，未免有失偏颇。因此，法秩序维护说体现的是将国家理解为最终目的的集权主义国家理念，与现代法秩序的主旨相悖。
